一天,司令部的人们纷纷传说谢也夫不知从哪儿弄了一个女共产党,说是他要亲自审讯,就关在了爷爷和卢志英他们住的房间隔壁.有人看见了那个女共产党员,脸白白的,瘦瘦的,像个学生.
晚上大概十点钟以后,司令部的人们都睡了,睡得足足的谢也夫带着几个打手进了审讯室.审讯开始了.
谢也夫使用了一切他所能想到的最残忍的手段.他吩咐打手们把女共产党员扒光衣服,用绳子拴住四肢吊在梁上,然后自己欣赏一场什么有趣的游戏那样,靠坐在门口的一张扶手椅上,手握一把小巧的宜兴紫砂茶壶,一边啜着茶,一边欣赏着他的敌手的痛苦.他们将燃着的香烟一点一点地炙烤着女共产党员的皮肤,点着明火去烧她的头发,用铁丝穿过她的两个乳头,再用尖嘴钳将她的十个手指甲脚趾甲一个个拔下.谢也夫并不多提什么问题,他只是要折磨这个女人,要亲眼看到一个活生生的人怎么被一点点折磨而死,亲眼看一看生命的极限在哪里,看一看生命和活力在怎样的暴力摧残下一点点从人的身上消失,看看新鲜平滑的肉体怎样在利器的切戳下痉挛翻卷.
凄厉的长长的嚎叫时时从屋里传出,那声音简直不像人所能发出,倒更像是濒死的野兽发出的哭号.有好一阵没有什么动静,只听泼水的声音和打手们下流的奸笑,然后突然间再次爆发一声无比冗长的惨叫.谢也夫玩累了,叫人送夜宵来,送饭的伙夫老边从刑室出来后满面痉挛,他说那个女共产党员身上已没有一块好地方,两腿之间血肉模糊,屋里弥漫着血腥味和烧焦的皮肉味,老边也不管他什么谢也夫球也夫,站在院子当中大骂谢也夫“不是他娘下出来的”,骂完老边就吐了.
这个女共产党员不是什么重要人物,据说确实只是一个学生,入党不到一年,才十九岁.对于谢也夫这样的特务来说,这个女共产党员不具备什么审讯价值,顶多是策反和自首对象.显然,谢也夫的用意不在审讯而在别的什么目的上.他就是要折磨她,要让她叫,要让她的惨叫和呻吟声传遍司令部的每一个角落,然后他再到那些听到惨叫的人们脸上去一一寻找答案.
听得最清楚的当然是爷爷他们.
按照习惯的模式和理解,爷爷他们该出面了,可是没有.他们在做什么呢?卢志英、刘哑佛和爷爷整整一夜未睡,在隔壁房里喝酒玩牌,直到天明.他们甚至连伙夫老边都不如,他们既没吐也没哭,连骂一声都没骂.其间谢也夫到他们房间里去了两次,受到他们的热情挽留.谢也夫并且注意到,他们玩牌玩得很投入,一张牌也没有出错.
当我从《莫雄回忆录》及《关于1934年的德安行政专署》上读到这一段记载时,我无论如何也无法平静.当时暮色已降,房间内一片黑暗,我合上书,再也不愿重读,甚至不愿再去碰那段散发出血腥的文字.我跳起来扔掉手中的书,抓起一件衣服跑出楼外,走到大街上.我的眼前始终浮现着那个年轻女共产党人的面孔,她那时才十九岁,和她同时代的人现在大都死去了,活着的也已经很老很老,连比她晚生四十年的我们都已经过了四十岁,可她,永远只有十九岁了.爷爷他们,能救而没有救她,这合乎逻辑吗?这是真实的吗?是党性允许的吗?或者,是人性能容忍的吗?是一个正常人所能承受的吗?
遗憾的是,这是事实.
谢也夫们打累了,玩够了,将被他们打得稀烂的女共产党员扔在地下.他们走的时候拿走了一切刑具和能够帮人自杀的东西,因为他们并不急于结束这个女孩子的生命,也许他们原来打算在第二天的晚上还来继续他们的游戏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