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个自称是“怜香惜玉”的问，鲁迅说的朱熹让“无告的官妓吃板子”是咋回事？我想，不少人看了这句话，都会想着是一个靓妞，脱了裤子，光屁股趴着，劈劈拍拍捱毛竹板子。心里不光是可怜，多半会“荡漾”一番。但实际是怎么一回事，且听慢慢道来。
一般人都知道朱熹是南宋时著名的理学家（或叫“道学家”），是专门维护封建伦理的“大贤”。受朱熹整治的那个妓女，叫严蕊，是浙江天台的营妓。只要是看过《二刻拍案惊奇》里“硬勘案大儒争闲气，甘受刑侠女著芳名”的人，都知道严蕊这个芳名。
先要说说“营妓”。宋太宗灭北汉时，掠了北汉的妇女做随军妓女，是宋朝营妓的开始。后来营妓不再专为将士服务，是在官办的窑子里接客，给地方政府赚钱。而且义务为长官服务。地方官有什么宴会，便要去陪酒，表演节目。犯了一点错，就弄到公堂上受官刑处分。昨天杨先生讲的“打鸭惊鸳鸯”故事（按：即指《吕士隆》一文）就是太守用官刑处罚营妓。营妓的身份是官奴，也有因为家里犯罪或本身犯罪罚做营妓的。这种妓女不能自行从良。户籍由各州的妓乐司管，叫做“乐户”。
严蕊是生于“乐户”而当营妓的，书上说是“色”和“艺”都拔尖，远近闻名。宋朝盛行节庆出会游行，游行队伍一般都由盛装的妓女队伍做先导，好像现在游行队伍前头要有彩旗队、鲜花队。所以妓女也叫“行首”。严蕊是天台的“都行首”，就是全体妓女的总领班。她深受天台最高长官太守唐与正（号仲友）的宠爱，所以地位便和一般妓女不同了。她出名的原因之一，是她除了唱歌唱得好，还会自编新的歌词，当时叫“填词”。其实能填词的妓女并不都是自己编的。有些文人学士做了新词私下送给妓女，使她可以在不同场合，选合适的拿出来算是自已的创作。像严蕊最有名的一首歌词：“不是爱凤尘，似被前身误，花落花开自有时，总是东君主。去也终须去，住也如何住，若得山花插满头，莫问奴归处。”就是唐与正的亲戚高宣教代她做的。这有她在天台受审时的供词为证。
再说朱熹,他那时被皇帝请出来做官,要他负责浙东地区的赈灾和恢复农业生产的事，官衔是“浙东提举使”，天台是他所管的范围。他老先生做官很认真，不辞辛苦到一个个州县去巡视。巡视途中遇到天台的灾民背乡离井到外地求生，一打听，都说太守唐与正如何不好，所以要离开天台。朱熹就赶到天台去查办唐与正了。他到了天台就让唐与正停职反省，并全面调查唐的贪污公库、中饱私囊和贪赃枉法、生活腐化的事，生活腐化的事就牵涉到严蕊和其他营妓了。
严蕊跟唐仲友睡没睡过觉？真睡过，还不止一两回。营妓是官奴。户籍在啥地方，就得应啥地方的官差，有啥宴会应酬，叫你去唱曲、陪酒就得去，去迟了就能拉到公堂上打的。当官的喝得来了劲，要搂摸亲嘴，都得笑脸相迎，要你上床脱裤子，是高看你一眼嘛，那就得脱了捱操。唐仲友是把公库钱当自家钱花的官，官妓当然就跟自家的丫环一样，在家摆上席，官妓就得到他家里去伺候。严蕊是他最喜欢的妓女，还能少捱他操？据严蕊在天台受审时的口供，她不但一次次跟唐与正“为滥”（做爱的代名词），还跟一些年轻漂亮的妓女，轮班上唐与正家里替他洗澡呢！
可她在天台被判受杖刑，不是因为这个。是因为太守喜欢她，就用太守的特权判她脱籍，这是为了要娶她当小老婆。可在天台娶她太扎眼，先叫她到唐与正老家的亲戚那里住了两个月。还没安排妥，唐又升了官，等着到江西上任。就叫她到黄岩去暂住，将来再去江西。可又怕她翅膀硬了飞了，只给了她一个脱籍的判状，却不在州的妓乐司办正式落籍的照会，卡着她听他安排。等朱熹一到天台，有人告发唐出于个人目的，让严蕊谎报“年老”从良。到妓乐司一查，她的乐籍还在。官奴跑到外地去了，那就犯法了。当时律条规定：乐户逃亡的，逃亡一天到九天的要“笞三十”。满十天就加一等，“笞四十”。十天十天的加罪，最高可以判到三年徒刑。象严蕊这样情有可愿的，不算逃亡也得算“浮浪”。浮浪够十天的“笞十”，二十天的“笞二十”，最高可判“杖一百”。要按她在婺州、黄岩两处住的日子估算，就是算“浮浪”，也该判“杖一百”了。
严蕊是从黄岩一个妓女家里抓回天台的。天台既有她的乐籍，不用拷问取供，至少是铁定的“浮浪”犯。该判杖刑的犯人，下牢就得戴上十五斤重的长枷，那时的枷一扇一米来长，一扇两米长，两扇合起来时一头是平齐的，另一头长出来的部分就叫“枷梢”。“枷梢”上还凿一个眼可以穿上绳索，可以牵拉犯人，也可以拴到柱上或吊到梁上。.女犯人规定不上“肘子”，也就是木板手铐。好自己解手。在牢里要叫犯人吃苦头，枷梢穿上绳子吊起来，犯人就得弯腰撅腚的“坐喷气式”，所以这“喷气式”的名是新的，这法子可古得很哩！严蕊戴了枷有没有“坐喷气式”，那可说不准。可她一个娇滴滴的小妮子，光扛着这么面长枷也就够受了不是？
在天台受审,是在州的司理院,由州里的通判负责，主要是问严蕊为什离开天台到外地去,在外多少天。这事既无法抵赖，也无从编造，所以严蕊基本是从实招供，并没有做熬刑不招的蠢事。对她判的刑其实有“杖刑”和“徒刑”两种可能，当时像她这种要随时应官差的乐户，是规定用多判杖刑来顶坐牢和做苦工的。所以不管判啥刑，都免不了受杖。她是唐太守的心肝宝贝，唐太守能不着急上火吗！他仗着当朝宰相是他弟媳妇的本家，压着朱熹告他贪赃枉法的奏本不给皇帝看，又在朝里大官那里大肆活动，要撵朱熹离开天台，另外派人来处理他的案子。有这些仗势，唐在天台也大搞翻案。竟然派他亲信的打手，到司理院衙门大闹，想把严蕊从牢里抢出来。又让人给通判放风说，朝廷就要另外派人来处理唐案，涉案的人犯先不能判决。可朱熹也是牛脾气，皇帝不处分唐与正，他就不离开天台。通判是一开始就积极揭发唐仲友贪赃枉法的，案子翻了他也没好。所以坚持要尽快判决一批人犯，杀杀唐党的气焰。严蕊是唐私放的营妓，罪名确实。当然要头一批判刑。再说人人都知道唐与正喜欢严蕊，严蕊拉到大堂上受杖，打了严蕊就是打了唐与正的脸，是杀唐与正威风的有力措施。所以严蕊非捱打不可了。
严蕊在天台受杖是不是捱屁股板子？其实不是。宋代最早记载这事的《夷坚志》中说是“杖其背”。宋朝打犯人有两种处决方式。一种是用大头宽二寸、厚九分的木板打。这样的板子比清朝的毛竹大板要厚得多。判杖刑的，是用这种板子打屁股，判“杖一百”只折打二十板。因为再打多了人抗不了。要是判徒刑呢，用板打顶徒刑的办法是：“徒半年”的打后背十三下，最高的徒刑是“徒三年”，也就是在背上打二十下到顶。但这样的大木板打后背，常常要打出人命的。另一种是用黄荆条子打，打人的一头直径只有一分七厘，长三尺半。杖刑和笞刑都按判的实数打。但笞刑只打屁股和大腿，杖刑是后背、屁股、大腿都要打到，各捱三分之一的数目。用荆条打顶徒刑的办法是：徒半年要打一百，多判半年多打二十，判三年刑的就要打二百下。都是背、臀、腿各捱三分之一。书上只说严蕊在台州受杖时是打背，没说到底判的是啥刑，使啥打的。但要按她犯的罪来看，如果是按“逃亡”一百二十天论罪，要判徒二年半。如用大木板处决，是背上打十八下。用荆条处决，是背上、屁股上、大腿上各抽六十下。不管是哪种打法，她一个娇滴滴的女孩子，不当堂打死，也必是只剩得一口气，哪能再老远解送到绍兴去审？而且她有唐与正给的脱籍的判状,只是手续还没办全,想必是按“浮浪”一百二十天论罪，判的是“杖一百”。这样,用大木板处决，是屁股上打二十板，打不到背，就不能说“杖其背”了，所以应该是用荆条打的。鲁迅未加深考说是“吃板子”，显然是搞错了。现在没有历史知识的人，不知道古代杖刑、笞刑曾用荆条处决，常常把杖、笞都当是打板子，这是不对的。
想起来,处决严蕊时，从牢里提出来去上堂，该是穿的囚衣囚裤。八月初的天气，浙江是挺热的，只能穿单衣单裤。坐了十来天牢，长头发大概是乱蓬蓬披着的。扛着面老长的板枷。还得让公差用穿在枷梢上的绳子牵着走。在牢里虽可以不带手铐，到上堂时，还是要戴。把两只手抱在枷的前头，套上两尺来长的板铐，手就铐在枷面上不能动了。得呈堂报名之后，才能脱下手铐，但要捱打的犯人枷是不脱的。有人准要问，严蕊捱打脱不脱裤子？脱！不光脱裤子，上身的衣裳还得扒掉呢！
营妓严蕊受杖的故事-2
作者：上下
等到宣读了判状，要打犯人哪儿就得露出哪儿的皮肉来。女犯人本来可以留单衫单裤遮遮羞的，可严蕊是妓女就没这个便宜了，打背的时候，上身的囚衣得剥掉，前胸也许可以留个兜肚什么的挡一挡，后背可一定得光露着。那时受刑的犯人戴着长枷捱打,不能平趴在地上，而是屈着双腿，屁股坐在地上，掌刑的一个差人上来，把转到犯人身后的枷梢一扳,犯人就不得不把背弓起来,头低下去,等着捱打。这种打背的姿式,在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十王经图卷里有清楚的描绘。打完背脊要打屁股和大腿时，要改为跪着的姿式。解了裤带把囚裤褪落到腿弯以下。扳枷梢的差人逼着犯人把上身伛得低低的，屁股撅得高高的。为了防止捱打时扭动挣扎，还用棍棒压着犯人的后腰，用长绳子套住犯人的双踝，还有个差人拉着犯人的长头发，再朝犯人光赤的屁股和大腿上抽打。那荆条挺细的，打起来的动静，准不是叭、叭、叭的，该是披、披、披的。可越细的东西，捱着的地方越是疼不是？要不你自个试试，就跟使刀拉一样。严蕊那样的细皮嫩肉，打到的地方是一条条青紫的印子，没打到的地方也得一色的红肿起来。打破的地方得淌血，蹭了油皮的地方得冒黄水。捱打时不知要疼出多少汗，泚几回尿，樱桃小嘴里不知叫唤出啥动静，那就你自个儿去捉摸吧。
严蕊在天台受杖是背脊、屁股、大腿都捱了荆条抽打，《夷坚志》中只强调“杖其背”，是因为历来都认为背部贴近内脏,打背比打屁股造成的伤害更大，所以特别点明杖背，来表明严蕊受刑之酷。
不过，严蕊在天台捱的这顿打并不算很重。她生在天台，堂上的公差没有不认识她的。还真说不定有跟她睡过觉的呢。唐与正又不定倒不倒台，谁想往死里打她？要是这个人见人爱的“都行首”没死没活叫唤起来，那就更舍不得下手啦！要不然，她是阴历八月初捱的头一遍打，大暑天还得穿上粗布的囚衣囚裤捂着伤残的皮肉，回牢还得扛着长枷，躺平身子养息都不能。还咋能后来再长途解到绍兴去继续受审。，再捱二遍打？所以《夷坚志》里说朱熹认为天台的衙役对严蕊下手轻，并不能说是他用心刻毒，而是比较客观的看法。其实，捱打时受的罪再大，也只是一阵。打过了还要坐牢、起解、再过堂受审，这没完没了的折磨才真难熬啊！就那一身血衣血裤。只要有一两处粘在身上了，动一动是啥滋味？你就想去吧。
为什么严蕊受了处决还得坐牢？因为朱熹目的是要告倒唐与正，把这事向皇帝上了奏本，要等结果，严蕊是重要案犯，就还得在大牢里押着。后来皇帝总算是见了朱熹的奏本，跟宰相一说，宰相说这不过是他俩斗气，皇帝笑笑就搁下了。这一搁不要紧，严蕊就还得在牢里扛枷受罪。坐了一个多月的牢，还没结果，朱熹还想再从她身上搞出唐与正更多的问题来。可朱熹不能老在天台不回去，又担心让天台衙门再审她审不出什么，就把严蕊押解到绍兴的理刑司再受审.。当然，涉案人犯又解到绍兴去审的不止严蕊一个，妓女也有好个。但已受处决的只有严蕊一个女的，路上吃的苦头比别的女犯更大。
到绍兴审她，除了要她继续交代唐与正让她落籍的详细经过外，主要是抠她受人钱财，到太守那里通关节、套关系，引断公事的事。严蕊已经落到这份上，唯一出路只有老实交代，少吃苦头。她跟太守睡觉之类的丑事，都是她在绍兴已经主动交代的。宋朝并没有禁止官和官妓睡觉的法令。有这事，官只是个人作风问题，不犯法。妓女本来是让人睡的，也不算通奸罪。宋代通奸罪判得很重，最轻也要判一年半徒刑，官妓跟官睡觉，情节再恶劣，也只能按“不应”罪（就是做了不应该做的事）判刑，最重“杖八十”就到顶了。按她供认的受人钱财到太守那里通关节的一些事，按不应律也顶多判“杖八十”。所以承认睡过觉也加不了刑，不承认也减不了刑。严蕊在绍兴受审后究竟是判了什么刑，用板子还是荆条处决的，现在已经考证不出来了。《夷坚志》里只说她到绍兴后被“再论决”，而稍晚一些的《齐东野语》中也只说她“两月之间，一再受杖，委顿几死。”可以知道她在绍兴又是受杖了。就算她被判了“杖八十”吧，用大木板处决是只脱了裤子在屁股上打十七板，用荆条处决是剥衣褪裤在后背、屁股、大腿上各打二十多下。当她再次捱打时，头一回打的伤是不是全好了？这也很难说。可这是人生地不熟的地方，捱打时就占不到便宜了。要是头一回打的伤又没全好，那真是雪上加霜，实在太难熬了！所以说她第二次捱打后“委顿几死”，差点丢了小命。是很可信的。就是后来养好了伤，她后背。屁股、大腿上都得落下疤痕，一辈子身上都留着受过官刑的标记。可怜不可怜？
唐与正的案子后来怎么了结的？皇帝还是给了朱熹一个面子，不让他升官去江西，而是平调到别处还是做官。朱熹碰了一个软钉子，也没有再做官的念头，不久又回山里办学院去了。严蕊当然也就放出来回天台了。
其实朱熹告不倒唐与正的根本原因，是那时唐与正这样的官太普遍了，要办唐与正，天下就没几个官能剩下。何况唐与正还有文才，很有一点名气。所以社会上很多人不懂朱熹为什么揪住唐与正不放，便私下传说朱熹是因为唐与正看不起自已，故意用职权找唐的岔。朱熹自以为是为民请命的事，便被传成公报私仇了。在给严蕊脱籍这件事上，明明是唐与正滥用职权、贪色枉法。但他既然继续做官，便不受任何处分。而严蕊是个无告的营妓，便要两次判刑受杖。按当时的法律来说，她是不冤枉的。在天台是天台的通判办的案，有绍兴是司理院办的案，一次是“浮浪”罪，一次是“不应”罪，受杖都是罪有应得。不过在老百姓看来，严蕊的“浮浪”其实是唐与正为了达到个人目的所致，她和唐“为滥”也只是服从太守的欲念。至于她收受别人的东西也只是衣料、银盏等寻常之物，不过是替小姐妹求情免受责打，替朋友请求免除官差之类小事。比起唐与正贪污公库，受贿枉法等劣迹，实在不值一提。凭什么唐与正照样做官，严蕊就该爬在公堂的冰冷的青砖地上，赤身裸体遭受毒打？更何况她本来是天台乃至浙江民众钦慕的偶像，受刑的惨状一定哄传很广，舆论自然会出来打抱不平。加上唐与正又并没罢官，便会有种种自称知道内幕的小道消息流传。这样才会有《齐东野语》这样的记载，把严蕊变成宁肯备受拷打，坚决不肯诬赖唐与正跟自已睡过觉的侠女。给民众的偶像戴上圣洁的光环。到明代理学已被政府大力提倡，民众对它有很大逆反心理，才有《二刻拍案惊奇》这样的话本，用这个虚构的“侠女”形象对朱熹痛加挞伐。让他变成心底龌龊不堪的小人。这实在是当初朱老夫子不自量力要和腐败势力拼死一战时，根本想不到的结果。
不过，从可靠的记载来看，当时和严蕊一起牵在唐案中的天台妓女还有王静、沈芳、潘蕾、张婵等，从她们的案情来看，至少都犯了“不应律”，最轻要判“笞四十”，最重也要“杖八十”。她们一样也得爬在砖头地上，剥衣褪裤，打得血淋淋的。可是因为当时并没有严蕊那样的知名度，所以同样受苦受难，却没有严蕊那样得到“侠女著芳名”的机会。她们的芳名如今还有几个人知道呢？